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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孤独的尽头,是什么让人际关系如此疏离?

    发布时间: 2020-09-19 14:50首页:主页 > 社会 > 阅读()

      孤独的尽头

  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李静

      发于2020.9.21总第96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    75岁的宫川一多尸体被发现时,已经死去超过3周,死因不详,时间未知。在他独居的二层小楼里,堆积着快要漫到天花板的垃圾与杂物:厚达几层的烟头、吃剩的便当盒、脏到干硬的衣服、破报纸、塑料袋 宫川死在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内,放在垃圾堆中的破床垫,因为尸体腐烂,体液渗透进床垫而染出大片深色污渍,这是他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迹。

      宫川一生未婚,父母早已去世,与另外四个兄弟没有来往,如果不是邻居路过他家闻到异味报警,还不知何时能发现他的死亡。

      这是腾讯新闻近日上线的纪录片《无人知晓》中的一个故事。纪录片的发起人何润锋曾是一名战地记者,这一次他进入日本特殊清扫公司实习,以亲历的方式去清扫孤独死现场,进入死者的世界。

      尽管在战场和灾区看到过很多悲惨的场景,甚至对尸味也不陌生,但孤独死现场还是使何润锋受到完全不同的冲击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,人没有什么选择,灾区和战场距离普通人的生活也很远。但孤独死现场不一样,家本应是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,却堆满垃圾和杂物,尸体体液的味道和一个独居老人孤独的味道夹杂在一起,令人更加无法接受,无法理解。人怎么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?人际关系怎么会如此疏离?”

      疏离的家

      在宫川家清扫、整理遗物时,何润锋发现他曾经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,他曾爱看电影,家中有很多录像带,他喜爱摄影,拍摄的主题是飞机和飞鸟,他还收藏了很多工艺品。在影集中,有他早年外出旅行时的留影,也有他年幼时和父母兄弟一起出行时的合影,书柜里还保留着厚厚的一沓写着“宫川收”的贺卡和书信,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使他封闭了自己,无人知晓。

      在清扫房屋的7个小时中,宫川的两个兄弟在场,但他们只为清扫公司开关大门,没有进入房间。宫川的所有遗物按他两位兄弟的要求,都被当作垃圾处理掉了,他们什么都没有保留,包括一家人的那些合影。

      宫川的弟弟回忆,自己和宫川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,几乎也没有联系,很多年前,宫川倒是主动给他打过电话,“也没说什么,随便聊了几句就挂了”。

      宫川弟弟的话让何润锋突然有些难受,“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总是习惯了和自己的至亲异地而居,平时也就通通电话,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忙碌而充实,谁会去想,电话那头的人,很可能忍受着孤独。”在何润锋清扫的另一个孤独死现场,死者的房子距离女儿家仅有15分钟自行车车程,却还是在死亡两周多后才被偶然有急事回家的女儿发现。

      “这种死亡很可怕,但是这种死亡之前的生存状态更可怕。” 何润锋说。死去的老人已经无法再言说自己的孤独,在死亡现场产生的那些疑惑,也许可以通过在世的老人找到答案。拍摄纪录片时,何润锋通过一家老年心理咨询机构的社工山下女士走访了两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——和泉女士和河泽先生。

      两个人都不缺钱,尤其河泽,可以说是个“富老头”。他曾是一家音响制造公司的高级工程师,居住在横滨一栋拿过日本设计大奖的公寓里,是一套200多平方米的视野辽阔的山景房,据说房价起码上亿日元(约600多万人民币)。

      河泽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应酬,很少关心妻儿。唯一的儿子在奈良教书,与他不亲近,一年只来看他3次。他对妻子也并不真正了解,妻子病逝得早,直到妻子去世他才知道她喜欢陶艺且自制了很多陶艺器具,如今,他把妻子生前制作的陶艺摆满了屋子。

      无论和泉还是河泽,在拍摄时,他们都不愿在镜头前数落孩子的不是,而是乐观地说自己现在很健康,衣食无忧。和泉说自己经常去健身,有很多朋友约着一起吃饭。河泽说,无聊的时候就躺在沙发椅上,听一首自己最爱的爵士乐,日子过得很舒适。

      但山下偷偷告诉何润锋,其实他们都常常抱怨孩子不关心自己,很怕自己有朝一日死了都没人知道。和泉根本没有什么朋友,几乎天天给山下打电话,说个不停。河泽除了时常和山下聊天,也在网络聊天室里找陌生的网友聊天解闷。

      在山下的协助下,河泽最终还是放下了戒备,慢慢对何润锋吐露了内心的不安。他说,儿子没要孩子,这让他很不放心,他担心儿子老了之后没人照顾,比他还孤独。说着说着,老人从壁柜里取了一个红酒杯,倒了些冰镇咖啡,然后打开那套价值20万人民币的高配置音响,坐到一张硕大的沙发椅上,说:“有时候我在想,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努力工作,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”

      管理员,请帮帮我

      “孤独死”一词源于日语,指独居者在自家过世后,由于鲜于与外界和家人互动,经过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事件。1970年“孤独死”一词在日本首次被提出时,还仅仅是个例。进入20世纪后,孤独死的人数迅速上升。根据日本东京都检查医务院公布的数据,2016 年东京 23 区内日本孤独死人数为 4604 人,其中 3175 人为 65 岁以上,占总人数的大约 70%。

      何润锋所实习的特殊清扫公司正是由孤独死催生的新行业,它们的业务内容是受托于区县政府或死者家属,专门代替家属清扫孤独死现场并整理遗物。此行业近些年在日本蓬勃发展,2010年尚且只有几百家,到了2018年底已经变成了5000家,业务量多了十数倍不止。

      2009年,NHK曾制作题为《无缘社会——三万二千人“无缘死”的震撼》的特别节目,次年节目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。根据NHK对全日本市镇村的调查,“孤独死”除了宫川这样独自在家中去世的死者,还包括“身份不明的自杀者”“路毙”“饿死”“冻死”之类的“无缘死”,一年高达三万二千例之多。这些人原本过着极为寻常的生活,却一点一点地与社会失去关联,开始独自生活,最终孤独地逝去,很多人在死后甚至无人认领遗体。

      东京都足立区政府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说,在“无缘死”急剧增多的现象背后,家庭形态变化巨大这一因素不可忽视。在往昔,三代人共同生活的“三世同堂”非常普通,然而如今的日本变为以“小家庭”为核心,并开始朝“单身户”方向迈进,未结婚的与结婚但没有孩子的人也在增加。同时,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, “单身”“不婚”“少子”“老龄化”都在给“无缘社会”火上浇油。

     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《日本户籍数量预测》的推算,十年后的2030年,日本“单身家庭”将占普通家庭总数的近40%。老年人的单身化特别显著,在2005年至2030年的25年间,会增加将近一倍。

      当何润锋询问和泉和河泽为什么不搬去与孩子同住时,他们说也想过,但是自己“不能给他们添麻烦”。

      “不想给别人添麻烦”,这也是NHK在进行“无缘社会”采访的现场听到频率最高的话。参与了《无缘社会》报道的NHK主持人板垣淑子后来在根据节目内容出版的书中思考道:“所谓‘关联’或是‘缘’,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,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?” “‘不想给别人添麻烦’象征着‘关联’是何等脆弱。于是,日本社会中的‘无依无靠者’便与日俱增起来了。”

      2017年日本播放的一个名为《老年公寓清洁队》的纪录片中,一位在死后两个月才被发现的老人,桌上端正地摆着一张字条,上面工整地写着:“管理员,请帮帮我”。也许,他在最绝望时曾想过向外界求助,但这张字条却始终没有真正送出去。

      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一半

      就在《无缘社会》在日本引发震动时,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“孤独死”这一现象。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宣朝庆在2011年就曾撰写文章呼吁预防老人“孤独死”。宣朝庆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从2000年开始,中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。日本的老龄化是伴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加深的,是社会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;而中国却是在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,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。与日本相比,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也许更加复杂。

     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亿5千万人,占总人口的18.1%。国家卫计委发布的《中国家庭发展报告(2015年)》显示,目前家庭规模小型化,2人、3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。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,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%。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面临更多困难。

      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孤独死”在中国虽然尚未演化为特别明显的社会问题,但是关于老人孤独离世的报道屡见不鲜。2015年,湖北黄石一位独居老人在离世6年后才被发现,发现时已是一堆白骨。今年夏季,上海发生了三起独居老人在家中病故多日却无人发现的事件,都是由邻居闻到气味后报警,最后由居委会、物业等部门完成消毒工作。

      在中国,对于这些孤独离世的老人,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。宣朝庆解释说,“我们通常用‘独居老人死亡’这样比较中性的描述,而不是‘孤独死’这种带情感化的词语,主要为了避免情感化的判断,给人带来更大的悲情的冲击。”

      在何润锋看来,日本提出了“孤独死”这个概念,也许与日本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更从容有关,“这并不是社会的弊端,而是当人口结构、社会机构发生变化,会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,问题发生了去解决就好了。”“从传播学上看,当一个现象有关键词被提炼了出来,会让这个事情得到更多关注。”

      近些年,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危机,减少高龄者“孤独死”现象,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从政府到民间、结合公助和共助的应对措施。例如,由报纸、包裹的快递员在配送同时确认独居者的安全,通过电力、水和天然气的使用情况确认居住者的生活状态,由公益团体、社工或地方官员定期对有“孤独死”危险的人进行不间断的联络。早在1995年,日本就颁布了《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》,以此作为高龄社会对策的基本框架。

      何润锋为拍摄《无人知晓》在日本进行调研时,发现日本最基层的公寓社区、村镇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针对老年人安全和互动需求的办法。东京湾的一个社区把老人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名为“樱花协会”的民间自助组织,每周三下午为老人们组织打牌、唱歌、看片等活动,每年樱花季,大家会一起去赏樱。在鹿儿岛的一个小村子,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,留在村子里的几乎全是老人,村长要求每户老人每天早上在自家房顶升起鲤鱼旗。看到谁家早上没升旗,村长马上会去拜访,查看老人是否遇到什么问题。

      宣朝庆认为,日本作为发达国家,文化背景和中国相近,他们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。“我们在老年社会事业方面起步比较晚,应该抓紧做调整。无论是社会保障、社会健康管理还是居住环境,都应该对老年人更友善一些,否则他们更加无法走出家门。”

      何润锋说,之所以拍摄《无人知晓》就是希望更多人注意到“孤独死”这个社会现象。“现在很多年轻人沉醉于享受孤独”,无论是片中的和泉还是河泽,他们应该是一些年轻人口中的“优雅、自由地老去”,其实他们是那样地渴望陪伴。“我们也许应该多去关注这样的老人,而不是在想象中替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很愿意承受这些。”

  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34期

    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    【编辑:苏亦瑜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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